法国最后一位阿富汗女考古学家：我挖出的佛像都被毁了

原文链接（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M_rgf2B4Vn8dbtpfwApBwg

金秋十月，应"巴米扬守护人"团队邀请、在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孙志军老师的倾力相助下，法国考古学家瓦莲博士远赴敦煌，在「石室书轩」为众多热爱丝绸之路和阿富汗文明的市民朋友们，举办了一场公益讲座。守护人团队志愿者赵荻在现场协助翻译，以下是讲座的具体内容。

本次讲座将聚焦于地处亚洲腹地的中国与阿富汗的艺术联系，并对敦煌莫高窟、巴米扬石窟以及哈达（Hadda）佛寺遗址这几处佛教名胜进行深入探讨。这些古老佛教遗址，曾被法显、宋云和玄奘写入他们的游记中。玄奘西行往返都经过阿富汗，在前往印度时，穿越新疆经沙漠行至阿富汗后，约于公元632年抵达巴米扬，公元634年抵达哈达。

在简要介绍哈达与巴米扬石窟（各位可能对它们不如对莫高窟熟悉）之前，我想特别说明，本次讲座内容主要参考我已故的、深深敬仰的导师泽塔里兹（Zémaryalaï Tarzi）教授的研究成果，塔里兹教授是专注阿富汗佛教考古领域的杰出学者，曾先后担任阿富汗国家考古和历史古迹保护局局长，及哈达与巴米扬考古发掘的负责人，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他作为田野考古学家兼教研者的奠基性工作，为阿富汗及中亚考古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哈达和巴米扬曾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两大宗教中心，古往今来的朝圣者们沿着的丝绸之路、穿梭于大犍陀罗地区，往返印度和中国之间。

哈达遗址位于今日阿富汗楠格哈尔省贾拉拉巴德（Jellālābād）市以南约12公里处，地处通往印度的门户要道。该遗址是由数十座大型寺院组成，其中约十余座已发掘完毕：卡兰丘地（Tape Kalān）、巴格盖（Bāgh Gaï）、加尔瑙（Gār Naô）、普拉特斯（Pratès）、查基尔-贡迪（Chakhil-i Ghoundi）、德赫-贡迪（Deh-i Ghoundi）、卡法里哈丘地（Tapa-i Kafarihā）、拉尔马（Lalma）、舒托尔丘地（Tape Shotor）及托普大丘地（Tapa Tope Kalān）。

哈达寺院伽蓝和宗教部派由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和上座部（Theravāda）派统辖，其活跃时期绵长，自公元2世纪持续至9世纪。当玄奘法师造访贾拉拉巴德地区即那揭罗曷国（Nagarāhāra）和醯罗国（哈达）时，他描绘了一处植被繁茂、香火兴盛的佛教王国，这里的寺院有着完善的佛舍利等圣物供养体系，吸引了四方巡礼者。他生动描绘道："这里花木葱茏，湖泊澄澈如镜。"诸如此类的描述不胜枚举。

巴米扬坐落于喀布尔以西约200公里处，地处兴都库什山脉腹地的战略要冲。历代朝圣者见证了这片山谷的壮丽风光、佛教寺院的繁荣景象，以及东西延伸的雄伟崖壁上开凿有数以万计座精致华丽的石窟，其中两尊巨型佛像几个世纪后在达里语中被称为"佛陀·霍德"（Buddha xord，即"较小"的38米东大佛佛像）与"佛陀·卡兰"（Buddha kalān，即"较高"的55米西大佛佛像）。

根据玄奘对遗址建筑的详细记载，塔里兹教授确定了东西两座寺院的方位。其数十年来的研究揭示了寺院的两大建造阶段：
– 第一阶段始于公元3世纪（甚或可追溯至2世纪），持续至5世纪末或6世纪初；两次鼎盛期之间存在间歇期。
– 第二阶段以修复工作和大型佛塔建筑项目为主，塔里兹教授将其断代为公元6世纪中叶或7世纪初。

这是一个复兴时期，以：
- 55米大佛的建造、
- 洞窟的开凿与装饰、
- 38米大佛的修复（包括大佛塔1号的灰泥涂层翻新）为标志。

1号大佛塔的修复很可能催化了东部寺院更大规模的修复、扩建乃至部分区域的新建。据史料记载，公元871年，阿拉伯将领向远在巴格达的阿拔斯（Abbasid）王朝宫廷进献来自巴米扬的金制佛像，导致了这一辉煌时期的最终覆灭。

位于敦煌附近绿洲之上的莫高窟，是中国最重要的佛教艺术群之一。公元4至14世纪，超过700个洞窟开凿于大泉河岸边崖壁上，它们既是僧房，也是禅修场所和信仰中心。洞窟内壁画与雕塑琳琅满目，生动展现了佛教艺术沿丝绸之路传播演变的历程。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哈达佛寺。哈达艺术一经现世，其卓越的美学价值便令人惊叹。其装饰艺术融合了多种复杂艺术影响，既有本土元素，也有印度、伊朗、希腊罗马及中亚风格，影响范围从巴米扬、伽毕试（Kapiśā）到新疆。

关于哈达，我想重点介绍一个由我亲自构思并与蒂埃里·贝亚特（Thierry Beat）先生密切合作多年的研究项目，2016年启动的哈达考古数据库项目（https://haddaarcheodb.com），旨在保护哈达佛寺乃至整个阿富汗地区的艺术与考古遗产，同时为研究者与学生提供科学数据的全面访问，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以及对艺术影响和图像学主题的探索。我在此诚邀大家共同探索这一项目。

回到我们今天的焦点：这些古代主要佛教遗址之间的艺术交流。我将通过几个案例，对比壁画与塑像，以及特定石窟环境下的构图方案与特定的建筑设计方案，来阐明这些亲缘关系与相互影响。

绘画方面，以塔里兹教授1976年发现并研究的舒托尔丘地（Tape Shotor）寺院的A窟为例。其建造可追溯至公元三世纪下半叶，而壁画绘制于公元4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的一次塌方后维修期间。

洞窟由一个长9.6米、宽2.85米、高2.2米的拱顶廊道构成。
石窟下方墙面装饰着色彩交替的帷幔。
墙壁上部描绘了十位观想僧人，身披僧袍，结禅定坐姿，呈现印度本土风格，居于树下，其名号以古印度婆罗米文题写。
正对入口的墙壁上绘有一具黑色轮廓的骷髅，在两尊僧侣间立着。

入口上方绘有一尊护法神像，头戴华冠，身着棱纹铠甲，其人物形象却与巴米扬石窟、新疆等地壁画相呼应，从米兰、柏孜克里克到敦煌皆有类似形象。
同样，在哈达巴格盖56号建筑的壁画中描绘的佛陀与僧侣相伴的形象，其风格明显受到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看哈达的塑像，它们特征鲜明，与图木舒克、库车和敦煌出土的塑像之间有着显著相似性。
但哈达出土头像中可以清晰辨识出的希腊罗马、中亚和印度三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作为一名欧洲出身学者，我们对此非常关注。

举例来说，让我们来欣赏这尊中亚风格的菩萨头像。
中亚风格的造像前额呈弧形，彩绘的眉毛勾勒出宽阔而独特的弧度。下半脸方正，圆润的脸颊更添几分立体感。
头饰别具匠心：一顶由圆形珍珠构成的华冕，珍珠越趋近于中央越大，顶端饰有扇形棕榈叶。在华冕两侧、约与耳部平齐的位置，各有一个尖角状突起。卷曲的发髻以平行波纹造型框住前额。

五官经过理想化处理：半闭的眼眸、微笑的神情与圆润的面庞相得益彰。
额头正中、眉宇上方，以灰泥塑一圆形凸起，象征白毫（ūrṇā）。眉毛是绘制上去的，头像上其余地方也可见轻微彩绘痕迹。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库车的菩萨头像中看到类似风格，尤其是其面颊下部处理成方形下巴，与圆润的脸颊衬托的整张脸更加宽大厚重。
尽管在发式、头冠与饰物的刻画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哈达的艺术家在塑造雕像面部特征时，显然深受中亚艺术范式的启发。

现在我们将焦点转向另一议题。
在哈达，佛窟与石窟内涌现大量三维造像实例。例如，舒托尔丘地（Tape Shotor）的一号僧院（Vihāra I）庭院中的V1、V2及V3号佛窟（年代可追溯至公元2世纪下半叶）中央，佛陀结跏坐于饰有缠枝纹的高台上；而僧侣、护法神、天众及供养人等形象则在站立在紧贴侧壁的低矮坛基之上。

这是一种常见于莫高窟的构图范式，表明阿富汗的石窟曾为敦煌的艺术家们提供灵感源泉。

需特别指出，哈达的石窟造像和营造技艺在第十三号窟，亦称 "龙王窟"（"Niche of the Nāga"）达至巅峰。
该窟开凿于公元2世纪后半叶，但其塑像制作于公元3世纪末或4世纪初。整个石窟因火灾严重损毁，致窟顶塌落，雕像内部木骨架燃烧崩坏，目前仅存约2米高的残部。

在十三至十四尊高约1.5米、采用圆雕或高浮雕技法制作的雕像中，有6尊佛陀、龙王、执金刚神及部分菩萨保存较好。
洞窟的整体场景塑造为一片水域，壁面与地面布满蜿蜒的波浪，漩涡中浮现莲花、游鱼及异形海兽。

龙王居于整个场景的中心位置，不再倚靠墙面固定，而是偏移至左侧，堪称工艺上的重大突破。据塔里兹教授的考证，佛陀应立于龙王正前方。

除图像学价值外，此窟的艺术成就也极为突出。
整个建造工程最大胆之处，在于以等身像填充三维空间，并实现多层次纵深布局。据我们所知，类似这种群像环绕分布在立体空间中的布局，在同时期同地域尚无先例。

后期敦煌莫高窟无疑借鉴了这种三维表现手法。
可以说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的艺术影响遍及中亚地区，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很早就发现新疆的石膏和灰泥造像与哈达存在相似之处，这也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研究。

再将我们的目光转向巴米扬，特别是其佛窟的壁画装饰。
学者们很早就强调了巴米扬与新疆米兰风格的密切关联。
尽管保存状况不佳，但38米高大佛的佛窟壁画依然精美。

穹顶顶端佛头上方描绘着太阳神苏利耶（Surya），驾乘一辆带翼四马战车（quadriga）。红色调可能象征苏利耶的火焰云霞。
天神身后的锯齿形背光，其下部绘有一弯新月，这曾导致误判其为月神旃陀罗（Chandra），实际上只是天神系于颈间的斗篷边缘。
向上飘扬的绶带，是萨珊艺术的典型印记。

他佩戴三枚吊坠的项链，腰间佩带腰带和佩剑，手持长矛，周围环绕着天体符号。尤为值得注意的细节，戴希腊式头盔的翼装武士尼姬（nike），以及马车夫双足的表现手法竟与贵霜王迦腻色伽像如出一辙。
场景两侧绘有供养人半鸟身祭司像。

尽管融合了多种艺术灵感，苏利耶的面部仍带着鲜明的中亚特征。

在同一个石窟的天井两侧位置，描绘了一幅非常有趣的场景。
一排皇室人员跟随在一位留有胡须、手捧舍利盒的僧侣身后，这正是佛教无遮法会仪式的呈现。
在这场法会中，国王象征性地自己奉献给寺院，再通过金银财宝赎回，该仪式无疑为寺院筹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王呈萨珊人面相特征（胡须卷曲）。
身旁的公主身着中亚风格服饰，头戴三面新月形冠饰，而面部特征更接近突厥或中亚类型。
由此可见两种人物类型部分源自中亚，另一部分来自萨珊。
基于以上原因，结合对服饰和冠饰的研究，进行钱币学资料的比对，塔里兹教授将这些壁画年代定为伊斯兰教时代前夕。

G窟尤值得关注，该窟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佛塔基座、手稿与塑像，以及一件中国隋唐时期的木造像，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壁画。
据塔里兹教授考证，壁画中有一名西突厥供养人，身着中亚式样的双翻领长袍。
窟顶壁画中的坐佛与千佛图样，与敦煌所见极为相似。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主尊佛陀右侧立像同为突厥装扮的供养人；左侧一天众（或为金刚手菩萨）以及另存一菩萨面部彩绘残片，都显然受到了东亚艺术影响。

K窟群同样保存了若干重要壁画，尤以K3窟最为突出。
此窟存有一幅彩绘菩萨像，菩萨身披矛形贴饰的华服，佩戴圆形吊坠的扁平项链，头戴三新月三圆盘冠饰，宝冠缀有飘垂的帛带。

塔里兹教授特别指出衣袍的色彩搭配堪称绝妙，以红色为主色调。
此像或为持水瓶（kamaṇdalu）的弥勒菩萨（Maitreya），艺术风格明显带有中亚艺术的烙印。

此外，K3窟的拱顶壁画以莲花纹饰为主题，代表了禅定中的千佛，这种装饰手法也影响了米兰至莫高窟一系列的"千佛洞"壁画。

接下来我将介绍2002至2012年间塔里兹教授在巴米扬开展的考古工作。
在紧邻山谷1号佛塔东侧的A9廊道内，发现了大量塑像残件：约二十件头像、一尊莲花坐姿（padmāsana）的禅定佛像，以及若干抛撒花瓣、衣饰飘逸的装饰人像残片。
沿西墙发现一尊佛陀雕像（残像保存至膝盖部位）这些发现帮助我们理解了整个廊道的空间布局。

在廊道北侧，还发现了自高处塌落的一尊天众胸像和其他造像，但因塌落与挤压而变形。
在西墙坛基上立佛脚部，发现了嵌入的五枚贵霜-萨珊钱币，来自寄多罗（Kidar）时期五个不同的铸币厂。
基于这些发现，塔里兹教授将这一廊道的年代界定为公元3至5世纪之间。
与此对应的，我们可在新疆图木舒克遗址的墙壁与拱顶上部，观察到同类型天人装饰图像。

提起巴米扬的古迹，就不得不提卡克拉克河谷。
它与巴米扬山谷垂直相接，呈南北走向。
其悬崖上曾矗立着一尊8.5米高的大佛雕像，双足踏莲而立，由塔里兹教授于1977至1978年发掘并修复。
通过对臂肘间的角度研究，塔里兹教授提出佛像右手应为思维印，左手为与愿印。据其发髻样式判断，此像年代较晚。

卡克拉克尤以"狩猎王"壁画闻名，色调以赭红为主，国王手执弓弩，姿态轻柔，箭矢倚于膝侧。
他头现圆光，头戴三新月纹冠冕，身着菩萨装束，呈现皇家闲适姿态。
他端坐于倒梯形宝座之上（可能铺有地毯），双足踏莲而立。
画面中还有猎犬与鹅的形象出现，描绘的是帝王狩猎归来之景。

在拱门下方，猎人王与周围佛像处于同一视觉高度上，甚至被描绘得比佛像还要高大。
拱肩处饰有各种佛塔造型，为7世纪佛塔形制提供了重要参照。

卡克拉克的其他壁画部分现藏于吉美博物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巴米扬及其周边区域的洞窟窟顶结构形式多样，最常见的当属套斗式藻井（Laternendecke）的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仿木构建筑风格在整个新疆地区、敦煌、云冈地区都有发现。

现在我们将讨论焦点转向阿富汗的塑像技艺。
以石灰或石膏为基底的黏土与灰泥塑像技术，是希腊殖民者在希腊化巴克特里亚地区（以希腊化阿伊·哈努姆城市遗址为代表）传承并完善的传统工艺。
贵霜王朝早期继承此法，并发展出卓越的艺术流派，至哈达时期到达巅峰。
后贵霜时期将塑像技艺推向各地，哈达与巴米扬的艺术创作具有高度相似性。
然而，在哈达与巴米扬两大艺术流派之间，喀布尔-伽毕试（Kabul-Kapiça）派，其作品与这两个邻近艺术流派间的联系也显而易见。

我们将塑像技艺的发展放在在更广阔的时空框架中研究，在巴基斯坦犍陀罗遗址中关于模制雕塑的众多记载，而至中亚中国地带，自图木舒克东至敦煌，此技艺的传播轨迹皆有迹可循。

巴米扬这支伟大的艺术流派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延续着西方的技艺传统，直至晚期的突厥-嚈哒时期（公元6至9世纪）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巴米扬，经由哈达传来的犍陀罗风格与中亚中国地区传来的艺术元素相互影响、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对巴米扬东寺A9廊道出土的泥塑，特别是那些堪称完美承载了哈达艺术的佛像与诸神头像，的研究表明，这些塑像既影响了中国新疆的艺术，也反过来受其影响，从而在这些伟大艺术流派之间建立起不可否认的亲缘关系，同时也凸显了巴米扬与哈达在佛教传播与扩散过程中的作用。

目前，针对巴米扬艺术（无论是塑像还是绘画）与中亚中国艺术的比较研究尚不充分。
这一领域无疑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中亚这些地区之间艺术与宗教传播交流的复杂性远未被完全揭示，仍有待探究。

我们深知，这些阿富汗历史见证物极端脆弱又及其重要，它们承载着理解诸多历史问题的关键。

译者按

成为一名田野考古学家，是我能想到最酷的事；而瓦莲博士正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女性考古学家。除却耀眼的职业光环，短短五天的相处，我看到的更是一个鲜活、饱满、可爱的灵魂，她钟爱绚丽的民族服饰，对热辣的川菜赞不绝口，可一旦投入工作便瞬间切换状态：报告会前，她早早备好讲稿，连乘车时都在默默练习；野外奔波一整日，也从不因职业留下的腰伤而拖累大家一分。山高水长，希望明年还能在中国见到这位可爱的女士～

特别致谢：
同行的刘琪导演、李峥嵘女士、志愿者虞雯华、王晓东父子。